这些年的六四

昨天是六四,终其一天,什么也没做。 想想去年，至少发了一则朋友圈，配有最有名的那幅图片，西直门立交桥上，是冰冷的坦克车，桥下是一对情侣，女孩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男青年抬头上望，气氛紧张凝固。论坛配文非常好，“所谓爱情，就是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从背后轻轻搂着他，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再翻到前年六四，转发了一篇马英九的演说，《民主自由是共同的语言》;发了一幅最著名的图片，“一个瘦削的男人独自挡在一列坦克车前面，试图阻止他们开往天安门去屠杀那些绝食抗议的人们”。 前年的这一天还有些许的行动，去到天安门广场，行走一圈，虽然然而并没有什么人群在这里，只有府右街上待命的武警车辆和广场上的巡逻队伍。 再往前到大学的那年，和同学在西祠胡同上开设六四版块，那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年代。 更往前的97年，邓小平去逝。作为还是学生且被洗脑的一代，流泪痛哭，为了这样一位改革开放路线的制定者，当然不会联想到他同时也是六四开枪的决策者。 今年的这天，呆在家里，啥也没干。

今年的这天，只是浏览了一些相关内容。 看到关于爱情和坦克车的图案，只是截取的比较好，今天看到另一张照片，显示着同样西直门桥上的是废弃毁坏的汽车、散乱停放没有炮手的坦克，桥下骑自行车超过的人群。 读到了一篇小说，《逃兵》，讲述“我”在六四期间恰在美国新闻媒体工作，受托把一盒录相带送到机场匆匆返美的外国人，然后辞职。许久后才知道那盒影带中就有那幅以一己之躯挡坦克车的照片 六月的逃兵 作者：逃兵 有一年，也是六月。我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那是一个多事之春。从年初开始，就是前中共领导人的去世，然后又是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访华……到了六月初的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终于被划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一个更大的问号。 我那时还是中国公民，第二天早上，便忙不迭地去找到我的老板：是非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辞职，脚板抹油，走人。 不曾想，老板也正在找我。他说，在北京饭店里，有一个我们的澳洲摄像师和他的英籍录音助理，刚刚拍下一些很重要的材料。老板说，要我自己亲自去取，而不是派在我手下帮忙的20来个广播学院的实习生去。这对我来说，可就进退两难了。本来我是来辞职的，现在却被派了任务，而且显然是挺重要的任务：到这一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需要自己去什么地方送取什么东西的。 我那时年轻，脑袋容易发热。这家公司对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国，一天能付200美元，还是现钞。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好在这个时候给人家掉链子，于是就答应了。但是，刚刚答应之后，就后悔了。因为老板说，“外面据说还算安全。”可我从他的语气中，能听出来他的这句话，还不如不说。外面显然不是那么安全。 我从我们办公的王府饭店，步行到了北京饭店。上午10点多钟，但街上很少有行人。偶尔能听到，有清脆的鞭炮般的声音，从各处传来。在长街的转角处，我看到一些北京市民，捶胸顿足，低声怒骂。一个老者，被几个年轻人两边架着，疾步向协和医院奔去。据说他的嘴被枪弹从一边打入，又从另一边穿出。老者低着头，身体向前倾着，显然是万分痛苦。 到了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我硬着头皮，向他们走去。 我的背包里，放着一盘刚刚启封的，全新的录像带，是为了换下我要取的那一盘有了素材的带子的。我面对这些执行公干的同胞们，心里尽量坦然地安慰自己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这带子上更是什么都没有。 一边想着，一边我已经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到了14楼， 我找到了我们的摄像组的房间，上前敲门。只听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见到是我，他们认识，松了一口气，立刻又把摄像机架回凉台，一边，摄像师把我带去的录像带装进机器，一边，录音师把我来取的那盘录像带交在了我的手上。 我乘电梯下楼，走到前庭。这一次，我的包里面放的，是有了内容的录像带。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那几十步，实在是我此生迈得最沉重，最漫长的步子。 当我走到那门口时，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脸孔。我只是感到，一种无声的压力，一种……愤怒。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我离开北京饭店，快步走回王府饭店。刚一到，编辑就把我带回的录像带拷贝出来。他们拷贝的时候，我有意躲得远远的，不想知道那上面是什么。这样，如果有问题，我可以一问三不知，一推六二五。当然，这只是我自己主观地在自厢情愿，或者叫自欺欺人。 我正在想着对老板说辞职的事情，突然，老板又让我把那盘录像带的拷贝送到首都机场去“放信鸽”。我没辙，只好又去了机场。我对自己的安慰还是，我对录像带上的内容，一点都没有概念。 “放信鸽”是美国电视的专业用语，意思是，到机场等地方把材料交给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给他／她一些酬劳，托他／她带到航班要去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卫星传播普及以前的古老做法。但是，北京这个时候的卫星传送早已被切断，只有回到这个办法了。 首都机场里人山人海，都是惶惶然急于离开北京的外国人。除了人多以外，还有一点让人毛骨悚然：诺大的机场大厅内，排队的，挤来挤去找地方的人们无数，但多数都是一言不发，面色焦急，凝重。与平时这里那种人声嘈杂喧嚣相比，这个时候，空气中竟凝固着一种令人几乎毛骨悚然的－－寂静。偶尔有人小声说话，也是莫名其妙的谨慎，好像不愿对方听到似的。 我在去香港的航班队伍中，找到了一个40岁不到的，商人模样的美国人。我将挎包里面的录像带拿出来，和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一起递给了他，一边解释说，我是某某美国电视公司的，请求他做我们的信鸽，希望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办公室就传真到香港，这样他下飞机时，就能立刻交给我们在那里接机等他的人……那时离开1997年还有好几年，香港的卫星传输系统自然没有被切断。 那个美国人看着我，又看了看手中的录像带。然后，他点了点头，脸上几乎没有表情。我记下了他的名字。罗伯特。罗伯特对我说了几句话，让我永志难忘。但是，请容我等下再复述。 我离开机场的时候，也许是疑心疑鬼，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我对自己唯一的安慰还是，我对那录像带上的内容，一无所知。 回到市内的办公室后，我再也不敢耽搁了，马上找到了老板，告诉他我完成了最后的任务，但是对不起，本人是个逃兵，现在不得不请辞了。老板似乎这时才意识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国护照的人。他想了想，表示理解，给我开了工资，放了生。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也一度慢慢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被称为20世纪最能展现人类大无畏精神的画面。 我的记忆被激活了。 1989年的6月5日上午10点刚过，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中国男青年，赤手空拳地横然挺立在隆隆的坦克车队前面，视死如归。包括我们和其它为数不多的几家境外新闻公司，在他挡坦克的长街旁边的北京饭店的楼上，拍摄下了他的形象。 数分钟以后，我在辞职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被老板指定，要我必须亲自去北京饭店，取回一盘录像带。取回来之后，又万般火急地要我去首都机场“放信鸽”…… 从时间，地点，和重要程度等方面看，我这个逃兵，在完全不情愿的情况下，在每时每刻都在用“我不知道录像带上面是什么内容”试图自我安慰的情况下，无意中却给全世界在第一时间内送去了那一整代中国人中，最后一个不肯当逃兵的人的图像。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最后，让我告诉你，首都机场上那个美国人罗伯特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十分，十二分地感到内疚和惭愧，在中国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只有选择逃离，而且有这个特权能够逃离。这个钱，我不能拿。我虽然不知道这录像带里面是什么。但是请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它，把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也算是我个人为中国人做的一点点事情。” 我今天回忆这些的时候，唯一的遗憾就是，罗伯特和我这一对逃兵中，有一个恐怕将永远不知道我们在逃跑的路上，有意无意地为世界做了什么。 。

(图片说明：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这个被称作「王维林」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身体阻挡一队在天安门附近长安街上的坦克。这张照片是美联社记者Jeff Widener在1989年6月5日，离事发地半英里外的北京饭店6楼，用一支400mm镜头拍摄的。)

往前想就是开始六四版块及其他所有政治版块被关停，再往后西祠胡同也没落。当你不维护说话的权力的时候，终有一天，任何人都不能发声。 虽然那个从小到中学及大学的政治教育，不能阻挡独立思维的成长和成熟。 至于其他林林总总的信息与评论，也许是都是告诉我们，人们头脑中充满民主与自由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

六四的意义和对中国历史的转折作用，不遑多说。它让中国从一个逐渐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民主自由的政体蜕化为一个日益独裁、反动、封闭、保守和权贵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理想也不再是那些崇高和纯粹的词汇，而是拜金和势力，一代一代，从80后到90后再到00后，与所谓的时尚倒是接轨了，但基本也完全成为了电池 语出《黑客帝国》。在机器人统治下的地球，人类沦为为机器人提供能量的电池。无性繁殖和出生的新生儿，只提供动力。 了。 当然，这一转变，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如果没有六四或六四的诉求成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更为开明，那么独裁的一党专治社会可能反而会更长久。只有像目前这样，反动、愚民、为了一党私利妄顾国民利益甚至在教育上愚化下一代的真面貌才能更好的让人们意识到，更早的让逆反世界的东西崩塌。 舍此之外，如果还是为一党一己利益，不惜冒天下之大不违，广建GFW愚民、封锁言路、从小学起强调洗脑教育，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经济成就，也难遮住六四。活着的人们，可能在几十年里被封闭的同一声音所蒙弊，但未来要比历史更长更久，也有不一样的书写人和受众。时间终会还历史以真相。

幸而为人，就是有幸让自己作为人的内心，始终保持初心。它不会真的随波逐流，更不会随岁月的流逝成为原本自己讨厌的人。所以不必忧虑于大家都明白但没什么用，更不必把无知和不分是非的五毛放到考虑的天平上，愚者恒愚，而有追求和不懈努力的人虽然只占极少数，但永远有。